解读嘉宾

　　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委员

　　围绕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》中有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内容，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委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。“向社会放权，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，让它们真正焕发活力。”侯欣一说。

　　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

　　记者：这次改革的思路是，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，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。您认为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？

　　侯欣一：长期以来，我国的社会组织既有培育发展不充足的问题，又有规范管理不够的问题。我们的政府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，现代社会结构非常复杂，政府想要大包大揽是不可能的。即便现在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，事实上很多公共服务也是外包出去的，由专业机构来做。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，也不可能揽下所有的社会管理项目。现代社会的治理一定是多元化的，只有发挥政府、市场和社会各自的作用，形成合力，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党的十八大提出，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。

　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广东等地的社会组织、民间组织发展非常活跃。实践证明，人民群众完全有能力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。

　　引入竞争才有活力

　　记者：改革的具体做法是重点培育、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、科技类、公益慈善类、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。成立这些社会组织，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，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。同时要引入竞争，探索一业多会，以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。这两个改变您怎么看？

　　侯欣一：我认为，过去政府对社会组织管得比较多，担心把社会组织发展会带来很多问题。所以就把入门门槛上定得很高，也就是通常说的双重管理。首先，不管创办哪一类型的社会组织，都必须到民政部门去登记，这是国际惯例；其次，还必须有一个挂靠单位。这导致了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有些社会组织想成立，但因为没有挂靠单位而成立不了，造成社会活力不足；二是有些事实上已经成立并在运行的社会组织登记不了，没有合法的身份，游离于法治之外。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法治，如果一个社会组织的成立和运行不是法治化的，就会产生很多副作用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放开登记，将其纳入法治轨道。在这一点上，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。

　　另外，引入竞争机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。大家都能感觉到，有些社会组织、协会商会确实存在垄断化、官僚化的现象。过去要求一个行业在一个地区只能成立一个组织，没有竞争。没有竞争必然就会失去活力，并导致官僚化。就拿法学界来说，一个城市为什么不能成立两三个法学研究会呢？多搞几个，才会形成良性竞争，才有活力。

　　放开登记不等于不要监管

　　记者：有人担心，放开之后会出现社会组织一哄而上的局面。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局面？

　　侯欣一：其实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个现象，就是“重登记、轻监管”。注册登记卡得很严，但一旦注册，后面的监管又很松。民政部门往往把监管的职能都推给了挂靠单位。挂靠单位又管不过来，导致事实上没人管。所以近几年一些官办的社会组织、公益机构出了各种事件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对公益的热情。

降低门槛不等于不要门槛，放开登记不等于不要监管。就像公司注册登记一样，大家想成立一家社会组织，还是要满足必要的条件，比如固定的活动场所、一定的经费支撑等等。我们看到方案里也提到，民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登记审查。（本报记者王逸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