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28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》，其中，“政社分开”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等改革思路，被明确为方案文本并确定了时间表。

“改革是要向市场、社会、公民放权，不要什么都由政府来背，政府背不好也管不好”，3月29日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，“政府放了权之后是否能搞好，这个不好说，但至少迈出了第一步”。张占斌曾任职于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办公室，关注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。

破除二政府

《21世纪》：方案提出从2013年到2015年，要分三个阶段基本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，为什么要脱钩？

张占斌：这次机构改革很大的特点是要给市场放权，给公民放权，给个人放权，这就需要出现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。行业协会以前也大量存在，但大多依附于国家部委，有的还是由部委直接转变来的。因此很多带有准行政机关的特点，相当于一个“二政府”，是靠这种准行政性来维持它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实际效果并不好，等于变相的行政权力还在市场上发挥作用。长远来看，行业协会商会要想在市场上站住脚，就得为这个行业提供真正的服务。我觉得这样的改革能进一步解放市场，解放生产力。

过去行业协会是与行政机关捆在一起的，等于变相地延伸了行政权力，而且有的行业协会想办法用传统的办法，居高临下地管制行业和企业。比如有一些行政机关的审批权被下放到了行业协会，这样它可以产生一些利益截流，但给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。只有靠给行业带来的引领性、贡献性，行业协会才能在市场中更好地发展。

改革总的来说是贴近市场，放权竞争，让行业协会在市场上代表企业利益，否则就是官僚机构。在行业协会的“市场”里也应该有竞争，不能一家独大，不能搞垄断，要有新的行业协会来替代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那些。

《21世纪》：是不是只要脱钩以后，行业协会商会就能做到方案中希望的“提供服务、反映诉求、规范行为的主体”？

张占斌：从理论上讲，如果一个行业协会做得好的话，有影响力，能够代表整个行业的利益，那么会有企业愿意给它提供经费，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。市场确实存在这样的需求，毕竟让单个的企业去收集行业信息、维权、做前瞻性调研，它没有这样的能力。过去很多行业协会是靠半行政性，收了钱也没给企业办事。

如果行业协会不改革，它就是一个“二政府”，只能靠变相地搞评比、颁奖来“搞钱”，现在让行业协会进入市场，它至少能代表市场要求的方向，至于能否起到那样的作用，就好比一个孩子以前是靠家长抚养，现在家长不管了，让他自己闯荡，如果他不适应闯不出来，就会有新的行业协会来代替它。

依法自治不是叶公好龙

《21世纪》：方案中提到，对行业协会商会类、科技类、公益慈善类、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度。这是不是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一个步骤？

张占斌：过去社会组织要想登记，必须要有主管单位的批准。有的挂靠部门不感兴趣，就不同意成立这样的社会组织。现在这四类社会组织登记，不再需要主管单位审批，至于放开后会不会出问题，我觉得加强事后监管就可以了。这些组织如果发展得好，可以活跃市场，可以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。

《21世纪》：方案中称2014年取消国务院部门对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水平评价的事项，改由有关行业协会、学会具体认定。但有些行业协会、学会以前的主管单位就是事业单位，现在让下级评价上级，会否受到歪曲？

张占斌：这个改革的初衷是对于这些水平评价的事项，政府不值得花很大精力去搞，莫不如放到社会上。这个评价将来还需要配套制度，这就类似于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关系，要适当分开，发挥社会的力量，打破过去什么都是政府说了算的局面。

《21世纪》：方案中提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开、权责明确、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，其中“依法自治”的提出如何才能落到实处？

张占斌：社会组织完全应该依法自治，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，政府不应过分担心风险。而且那些依法自治实现得好的社会组织，实际上恰恰是因为党和政府领导的好。越担心社会组织不行，政府越去管它，可能会管得更不好。从道理上，大家对依法自治都想得通，但在实际中，尤其是地方政府，对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点叶公好龙，甚至有的社会组织都不适应，这是需要改革的。毕竟社会组织是代表行业利益的，只有自己把自己管好，在社会上才有尊严和地位。